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梦翔教育案中快速执行北京仲裁裁决，为中国债权人跨境追索提供重要参考。
近年来，中国债权人在投融资违约项目中，越来越频繁地遇到债务人将资产转移至澳大利亚，企图逃避执行的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有效利用澳大利亚司法体系，将国内已获得的仲裁裁决转化为可在当地执行的判决，成为许多债权人关注的焦点。
2026年7月27日，澳大利亚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在Zhejiang Lishui Mengxia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 Ltd v Pan [2026] FCA 992一案中，作出了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判决。
该案为中国债权人取得国内胜诉仲裁裁决后在澳大利亚跨境追索，提供了清晰的实务参考。
全球追索一百案：本文来自「全球追索一百案」，一起拆解全球追索100个真实案例，由杜国栋律师团队发起并创作，聚焦于海外资产调查和境外诉讼与执行的典型案例。
一、案件基本情况
本案申请人（债权人）为浙江丽水梦翔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债务人）为四名中国自然人：潘和某、蒋某某、潘鑫某和王某某。
另涉主体北京商鲲教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原仲裁裁决中的主债务人。
案件源于2021年各方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相关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2024年，申请人启动仲裁程序。
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5年4月3日作出（2024）京仲案字第00003号裁决，判令北京商鲲教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申请人支付合同款人民币7241万元，四名个人承担连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0万元及相应仲裁费用。
裁决总金额约人民币9301.8万元。
申请人在中国国内已启动执行程序，案号为（2025）京02执3094号，执行标的为人民币93,018,471.00元。
与此同时，申请人发现债务人可能在澳大利亚持有资产，遂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该裁决。
2026年7月27日，Stewart J法官审理后认定：该裁决属于《1974年国际仲裁法》下的外国裁决，争议具有可仲裁性，裁决书与仲裁协议经妥为认证并附有合格英文译本，申请人已说明未履行情况。
法院遂裁定：
1. 执行该仲裁裁决，视同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判决；
2. 四名被申请人连带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93,018,143.30元（扣除已获偿的327.90元后）或付款时的澳元等值；
3. 被申请人承担诉讼费用；
4. 判决暂予中止约六周，给予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机会，并详细规定了向中国境内送达通知的具体方式。
该案采取了澳大利亚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常见的“两阶段”程序：先单方作出执行判决，再保留被申请人提出挑战的窗口期。
二、值得中国债权人注意和学习的核心要点
这一案件虽然程序相对顺利，但其中体现的司法态度和操作细节，对中国债权人开展跨境追索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第一，澳大利亚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态度较为友好，程序效率较高。
法院允许申请人单方启动程序，在被申请人尚未正式出庭的情况下即作出执行判决，同时设置合理的异议期。
对中国债权人而言，这意味着一旦掌握债务人在澳大利亚有资产线索，可以较快取得可执行的判决，抢占时间优势，防止资产被进一步转移。
相比部分法域冗长的对抗式程序，澳大利亚的机制更有利于债权人。
第二，仅针对部分连带债务人启动执行是可行的。
原裁决中北京商鲲教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主债务人，四名个人承担连带责任。
申请人只针对四名个人申请执行，法院予以支持，并明确这不会加重被申请人的责任。
实务中，债权人不必追求“全部债务人一网打尽”，而应根据资产所在地和送达便利性，优先选择有执行价值的对象，提高效率、控制成本。
第三，合同中的送达条款和通知安排至关重要。
法院详细批准了针对四名被申请人的多种通知方式，包括短信、指定邮箱和中国境内多个地址的信件送达，并认可这些方式符合原协议及北京仲裁委员会规则的约定。
这说明，如果合同事先对送达方式作出明确约定，后续跨境执行中法院更容易认可相关通知安排。
对于可能涉及跨境执行的中国债权人，建议在协议起草阶段就充分考虑未来可能的执行场景，设置灵活且可操作的送达条款。
第四，国内执行与境外执行应当协同推进，而非相互替代。
本案中，中国国内执行程序与澳大利亚承认执行程序同步进行。
国内已有执行依据时，同步在资产所在地启动程序，既能形成多重压力，也能防止债务人利用时间差转移资产。
跨境追索的本质是“资产在哪里，程序就跟到哪里”，国内与境外程序应形成合力。
三、结语
浙江丽水梦翔教育案再次表明，中国仲裁裁决在澳大利亚的承认与执行具备现实可行性，且程序相对高效。
对于准备开展跨境追索的中国债权人而言，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在于“如何做好准备”：合同阶段预留执行便利条款，仲裁阶段固定关键证据，发现境外资产后迅速启动专业程序，并与国内执行形成联动。
跨境追索从来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系统工程。
只有将法律策略、资产线索与程序节奏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把纸面的裁决转化为可回收的资产。
希望本案能为更多中国债权人提供有益参考，在面对资产跨境转移时，更加从容、有力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