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集资诈骗案中，犯罪分子常卷款外逃，受害人众多。境外追索需通过集团诉讼，而“book building”机制是启动集体行动的关键门槛。
在中国，集资诈骗案件频发，犯罪分子往往将非法所得转移至海外，造成受害人巨额损失。
以天津蓝天格锐非法集资案为例，主犯钱志敏于2014年至2017年间，通过虚假投资项目诈骗逾12.8万名投资者，涉案金额超过400亿元人民币。
她将部分赃款转换为比特币潜逃英国，最终在英国被捕并认罪，涉案比特币达6.1万枚，市值一度高达数百亿元。
这类案件中，犯罪分子卷款外逃已成为常见模式，导致大量资产流向境外。中国受害人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单个受害人追索难度极大，因此跨境资产追回往往需要通过境外法院提起集团诉讼（group litigation）或集体诉讼（collective actions）来实现。
在境外集团诉讼中，“book building”（簿记建档或原告招募）机制扮演关键角色。
它是指原告律师或诉讼代表机构主动招募受害人加入诉讼的过程，通过收集受害人的信息、损失证明和授权，形成一个足够规模的原告“登记簿”（book of claimants），以满足法院对诉讼代表性和可行性的要求。
如果没有足够的参与者，诉讼可能无法启动或被法院驳回。对于中国受害人而言，了解这一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追索成功率和赔偿分配。
本文源自「跨境清收百科」系列，由杜国栋律师团队创作，聚焦海外资产调查、境外诉讼与执行，助力债权人和从业者掌握债权海外清收基础环节。
1. Book Building机制的核心作用
Book building并非美国式集体诉讼（class actions）的标准程序。
在美国，集体诉讼多采用“opt-out”（默认加入、需主动退出）模式，一旦法院认证班级，所有符合条件的受害人均自动纳入，无需主动招募。
但在欧洲许多国家（如英国、荷兰），集团诉讼或集体救济往往采用“opt-in”（主动加入）模式，受害人必须明确表达意愿加入诉讼。这就要求前期进行book building，以证明原告群体具有足够代表性和规模。
例如，在荷兰的集体诉讼制度（WAMCA体制）下，代表组织必须证明其“代表性”，这包括展示已注册成员的数量、受害人主动登记情况，以及对受影响群体的准确描述。
法院会审查这些证据，如果受害人在线加入登记簿时，仅仅只是点个赞或其他浅层支持（如仅收集IP地址而无联系方式），可能被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导致诉讼不被受理。
荷兰法院强调，book building有助于验证代表组织真正代表受害人利益，确保集体救济的有效性。
在英国，集团诉讼命令（Group Litigation Orders, GLOs）也要求原告主动加入，book building涉及大量行政工作，如登记受害人、收集证据和签署资助协议。这给律师事务所带来负担，但它是推动集体救济的驱动力之一。
英国竞争上诉法庭（CAT）在认证集体程序命令（CPOs）时，会考虑opt-in还是opt-out模式，而book building往往是opt-in案件的必要前期步骤。近年来，英国集体诉讼革命受监管审查、消费者赋权和诉讼融资支持，推动了更多大规模案件，如涉及数百万受害人的竞争法诉讼。
在国际证券或金融欺诈案件中（如涉及ADR或跨境资产），book building类似“opt-in”索赔构建过程。受害人需提供交易数据、损失计算和证明文件，加入基金会或诉讼集团。这在欧洲案件中尤为常见，如荷兰基金会模式，要求受害人主动参与并可能签署融资协议。
2. 中国受害人境外追索的挑战与建议
对于像钱志敏案件这样的跨境诈骗，中国受害人若想在英国或荷兰等国法院追索冻结资产（如比特币），可能需参与或发起集团诉讼。刑事追缴（如英国POCA程序）可由执法机构主导，但民事赔偿往往依赖集体行动。book building的挑战包括：
（1）人数众多但分散：受害人遍布全国，协调登记困难。
（2）信息不对称：境外诉讼语言、程序复杂，中国受害人需依赖专业律师或受害者代表组织。
（3）成本与风险：opt-in模式下，参与者可能需承担部分诉讼费用或签署第三方融资协议。
（4）时间压力：登记有截止期限，错过即丧失权利。
受害人应注意：警方提醒勿轻信非正规“跨境追索代理”，以防二次诈骗。建议通过官方渠道（如公安登记）或可靠律师参与book building，确保信息真实、授权明确。
总之，book building是境外集团诉讼的“门槛”机制，它确保诉讼具有真实代表性和可执行力。对于中国集资诈骗受害人而言，主动了解并参与这一过程，能显著提升境外资产追索的成功概率。在钱志敏案等跨境案件中，随着国际司法合作深化，这一机制将越来越重要，帮助更多受害人挽回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