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防风险，金融监管总局强调“严守不爆雷底线”。杨帆教授揭露爆雷多为系统欺诈，资金外逃超5000亿美元，全球资产追索成遏制增量风险关键。
本文来自「全球资产追索评论」系列文章，由杜国栋律师团队创作，聚焦于海外资产调查和境外诉讼与执行，有效应对债务人海外资产转移的难题。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了过去一年经济工作的基础上，谋划了2026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工作方向。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12月12日召开党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并结合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明确提出，要“有力有序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述是：着力化解存量风险，坚决遏制增量风险，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不‘爆雷’的底线。
这一要求直指当前金融领域最突出的痛点——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机构的风险聚集与突发性“爆雷”事件。
“爆雷”一词虽通俗，却精准刻画了近年来P2P、信托、小贷、融资租赁等机构集中违约、资金链断裂、投资者本金大幅损失的现象。这些事件不仅直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更动摇了金融体系的公信力，放大经济下行压力。金融监管总局将“严守不爆雷底线”作为首位主责，向全社会传递出强监管、防风险的坚定信号。
然而，要真正实现“坚决遏制增量风险”，仅仅依靠国内监管加强、机构内控提升、违法违规严惩，还远远不够。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更为隐蔽、更为棘手的现实：大量金融“爆雷”案件背后，并非单纯的经营失败或市场风险失控，而是带有系统性、组织性欺诈特征的犯罪行为。
更进一步，这些欺诈所得的资金与资产，大量通过各种渠道转移至境外，形成“债务留在国内、资产逃到海外”的结构性困境。这正是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严守不“爆雷”底线的最大难点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杨帆教授，在2025年11月18日的一篇长文中，以十年金融爆雷案例的系统性梳理为基础，旗帜鲜明地指出：过去十余年几乎所有重大金融爆雷事件，本质上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收割”与诈骗，而非正常商业失败。
他总结出爆雷机构的“七步收割法”：从高收益画饼、内部员工强制认购、疯狂吸金、突然提高收益、限制提现、断管求生，直至高管失联、金蝉脱壳。
这一模式高度一致，涉及资金规模高达5600亿元，受害者以中老年人为主体，平均每人损失47万元。
杨帆教授的分析令人警醒。他翻阅了过去十年所有重大爆雷案例，发现至少有8家机构在爆雷前重复出现相同信号，而这些机构大多持有正规金融牌照，在监管眼皮底下运行多年。
更为严峻的是，爆雷后追责与追赃难度极大：内部员工往往提前抛售份额全身而退，高管或移民海外或改名换姓重新开设公司，继续从事类似业务；受害人实际追偿率极低，甚至接近于零。
这表明，许多爆雷事件从立项之初就带有诈骗意图，机构实际控制人通过高收益诱导吸纳资金后，有计划地将资产转移至境外，实现“人跑路、钱跑路、只留壳”的终极目的。
杨帆教授的观点并非孤例。
近年来，多位学者、律师以及不良资产处置从业者均指出，中国金融欺诈案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跨境资金转移。
根据财新周刊援引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2012—2024年的13年间，中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但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却有9年出现逆差，累计逆差约2万亿美元。
其中，“误差与遗漏”项净流出高达5387亿美元（约合3.8万亿人民币），这一项目在国际经济学中被广泛视为地下渠道资本外流的代理变量。换言之，约5000亿美元规模的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虚假贸易、携带现金、加密货币等方式，悄然流出国境。
这些外流的资金，与金融爆雷案件高度重合。
爆雷机构实际控制人往往在资金链即将断裂前，通过离岸公司、BVI、开曼群岛架构，将巨额资产转移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等地，形式包括房产、银行存款、股票投资、理财产品、加密货币钱包乃至海外种植园、矿业股权等。
高净值人群移民潮的加剧，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趋势：表面上债务人在国内“资不抵债”、无财产可供执行，实际上在海外坐拥可观资产。
这种“债务国内化、资产海外化”的格局，直接导致国内金融风险化解陷入被动：
第一，国内执行难。民事执行、不良资产处置领域普遍反映，头部企业或实控人涉案金额巨大，但可执行财产极度匮乏，或已被多家债权人轮候查封，执行到位率极低。
第二，维权成本高。普通投资者尤其是老年人，缺乏跨境追索的专业能力与资金支持，只能寄希望于公安刑事追赃，但刑事案件追赃率同样不高。
第三，增量风险难以遏制。如果欺诈分子确信“跑路海外即可安然无恙”，那么类似诈骗模式就会不断复制，新的爆雷事件层出不穷，直接挑战“严守不爆雷底线”的监管目标。
要真正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金融监管总局要求，遏制增量风险、严守不爆雷底线，就必须跳出单纯国内监管的思维框架，将全球资产追索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不仅是化解存量风险的治本之策，更是防范增量风险的先手棋。
首先，全球追索能够大幅提高欺诈分子的违法成本，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如果实际控制人知道其海外资产同样面临冻结、拍卖、追缴的风险，就不敢轻易实施系统性欺诈；即使已经转移资产，也会因追索压力而被迫协商还款，从而遏制新的爆雷苗头于未然。这正是“坚决遏制增量风险”的应有之义。
其次，全球追索有助于打破“资产海外、债务国内”的不对称格局，真正实现金融债权清收。
近年来，中国债权人在国际仲裁、境外诉讼、第三方诉讼资助等领域的实践已取得积极进展。例如，通过跨境承认与执行中国裁判文书，以及美国《破产法》第15章承认中国判决等机制，已有多个案例成功冻结并追回债务人海外房产、股权、加密资产。这为大规模不良资产跨境处置提供了可复制路径。
再次，全球追索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必然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守好人民群众钱袋子”，金融监管总局也将“高压严打非法金融活动”作为重点工作。
如果任由欺诈资产外逃，人民群众的血汗钱将永久流失，金融公信力将进一步受损。反之，通过有效追索，既能最大限度挽回损失，又能向社会传递“违法必究、赃款必追”的鲜明信号。
当然，推进全球资产追索并非易事，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信息不对称。债务人海外资产往往隐藏在多层离岸公司架构之下，需要专业的情报搜集与资产追踪能力。
二是法律冲突。不同法域对财产保全、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标准差异巨大，如普通法系的Mareva禁制令、大陆法系的临时措施等，需要精准适用。
三是执行阻力。部分国家出于地缘政治或保护本国金融中心的考虑，对中国债权人追索设置障碍，甚至出现执法政治化倾向。
四是成本与专业性门槛。跨境诉讼周期长、费用高，普通债权人难以独立承担。
针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多管齐下、系统应对：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与国际合作。建议由金融监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外交部等部门建立跨境金融追赃协调机制。
第二，鼓励市场化、专业化追索力量发展。支持具有全球资产追索能力的专业团队与中国债权人合作，并进一步创新“风险代理+成功报酬”模式降低债权人前期成本。
2025年以来，浩天杜国栋律师团队已有与国际顶级诉讼资助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与本土团队联合开展全球追索，成效显著。
第三，创新技术手段。区块链溯源、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在加密货币、海外种植园、矿业资产追查中已展现巨大潜力。建议监管部门支持专业机构建立跨境资产情报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
最后，加强宣传教育与预防。金融监管总局可在“强监管严监管”框架下，要求金融机构加强投资者教育，提示高收益背后的欺诈风险；同时，对有海外资产转移迹象的机构及实控人，及早介入、预警处置，从源头遏制增量风险。
总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6年经济工作定下了基调，金融监管总局“坚决遏制增量风险、严守不爆雷底线”的要求，直击金融领域痛点。
要将这一要求落到实处，必须直面杨帆教授揭示的系统性欺诈现实，直面欺诈资产大规模外逃的事实，将全球资产追索纳入金融风险防控的整体战略。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切断欺诈分子的后路，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中国经济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以强监管、防风险的实际行动，构筑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铜墙铁壁，让“爆雷”成为历史，让人民群众的财富真正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