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净值企业家离婚案件中，境外财产追索往往成为核心争议之一。
许多债务人（此处为丈夫）为规避财产分割，通过在境外设立家族信托，将资产转移至子女名下，试图将这些财产排除在夫妻共同财产或净家庭财产范围之外。
这种安排常见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泽西等司法管辖区。
中国当事人尤其是妻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需积极识别并挑战此类信托的真实性，以确保自身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本文源自「跨境清收百科」系列，由杜国栋律师团队创作，聚焦海外资产调查、境外诉讼与执行，助力债权人和从业者掌握债权海外清收基础环节。
1. 离婚诉讼中的信托争议情境
假设丈夫作为信托设立人，声称设立家族信托是为了在子女年满一定年龄时作为礼物赠与子女。
受托人可能是丈夫的父母或其他亲属，受益人为夫妻的未成年子女及其后代。该信托已实际支撑家庭奢侈生活多年。
然而，夫妻分居或离婚后，妻子主张信托资产仍属于夫妻财产，应纳入财产分割范围；丈夫则辩称信托资产属于子女，不构成其个人财产，从而减少对妻子的财产均衡支付或分割份额，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甚至更高。
在此类家庭法院申请中，丈夫及其父母作为受托人通常会被列为被告。审判法官的核心任务是判断：该家族信托究竟是真实的赠与安排，还是丈夫用于转移财产、规避离婚财产分割的虚假工具。
这一认定直接关系到境外资产能否被纳入可分割财产，对中国妻子在跨境离婚中的权益保护具有关键意义。
2. 有效信托的成立要件
分析家族信托是否有效，必须从信托法的基本原理出发。信托作为家族财富规划的常见工具，需同时满足三项确定性：设立信托的真实意图（为受益人利益）、信托财产的确定性，以及受益对象的确定性。这些要素应当在信托文件（如有）中明确体现。
然而，即使信托文件表面符合上述要件，若设立人并未真正放弃对财产的控制权，且未赋予受托人独立履行忠实义务的空间，则该信托可能仅为一种表象或幌子。典型表现包括设立人自任受托人、保留否决权，或任命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受托人。
在此情况下，设立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实质更接近委托代理关系，而非真正信托关系，从而为妻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挑战提供了法律基础。
3. 认定虚假信托的关键：设立人的真实意图
判断信托是否为虚假信托，核心在于考察设立人（丈夫）设立信托时的真实意图。
这种意图的证明无需达到欺诈犯罪的程度，但必须证实尽管文件显示财产已转移，丈夫实际上并未打算放弃对信托财产的受益利益。
单纯依赖信托契约文字往往难以揭示真实意图，法院会综合考察信托设立时的整体情境。后续的信托运作历史，如财产实际使用情况等，对佐证原始意图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设立时确有真实信托意图，后续行为一般不能将其转化为虚假信托；反之，缺乏独立运作的迹象则会强化虚假性质的认定。
4. 虚假信托的常见认定迹象
法院在审理中通常会关注以下迹象：是否存在正式的受托人决议、完备的文件记录、所得税申报、会计账册以及独立的信托银行账户；信托是否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是否仅由设立人（丈夫）实际受益；是否在必要时隐瞒信托的存在；以及受益子女是否在成年前后对信托毫不知情等。
在极端情形下，法院还会参考“欺诈迹象”等综合因素进行判断。
一旦法院认定该境外家族信托为虚假信托，将视其为设立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信托财产不发生真实转移。
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这些资产将被纳入夫妻净家庭财产，用于计算财产均衡支付或直接分割。
这为妻子追索境外财产提供了有力法律路径，尤其是在外国法院承认中国离婚判决或直接适用当地家庭财产法的案件中。
5. 妻子一方的实务策略与风险防控
在跨境离婚中，妻子及其律师需高度重视信托与家庭法的交叉问题。建议尽早收集证据，包括信托设立时的文件、后续财务记录、财产使用痕迹、证人证言等，并聘请当地精通信托法和家庭法的律师，启动相应诉讼程序。同时，妻子应注意在离婚申请中明确将信托相关方列为当事人，确保法院有权审查信托性质。
为避免类似风险，在家族财富规划中，设立人应确保受托人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和裁量权，以维护信托的合法效力。对于面临追索的妻子而言，专业律师的介入至关重要，因为此类证据的收集与呈现需要高度的专业技巧和对跨境法律差异的把握。
通过有效挑战虚假家族信托，中国当事人在企业家离婚中能够更好地实现境外财产的公平分割，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后续文章将进一步探讨预防此类信托争议的实用措施，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