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权人境外资产追索的实践路径
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下，中国债权人往往面临债务人恶意转移资产的困境。
债务人通过将财产迁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司法管辖区，或借助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设立空壳公司持有资产，从而规避国内执行程序。
这种“资产外逃”现象，不仅侵蚀债权人权益，还考验中国司法判决或仲裁裁决的国际效力。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和中国法院国际影响力增强，债权人日益转向境外追索策略，寻求外国法院承认与执行中国裁判文书，或通过国际公约（如《海牙公约》）实现跨境救济。
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加密货币资产的兴起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一进程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看似让盗用或转移的数字资产“人间蒸发”，但事实证明，通过专业情报分析、法律协调与战略执行，加密资产的追踪、冻结与追回并非遥不可及。
本文源自「跨境清收百科」系列，由杜国栋律师团队创作，聚焦海外资产调查、境外诉讼与执行，助力债权人和从业者掌握债权海外清收基础环节。
一、区块链神话的破除
“不可逆”并非“不可追回”
长期以来，公众乃至部分法律从业者坚信，一旦加密资产被盗用或转移至区块链，其交易的不可篡改性即意味着永久丧失。
诚然，大多数区块链（如比特币、以太坊）交易一旦确认，便不可逆转——这构成了分布式账本的核心设计。
但这一特性仅记录了交易的永恒性，并不等同于资产的“不可触及”
关键在于区分：
1.不可变性
交易永久载入链上，无法抹除或篡改。
2.可追回性
取决于资产后续流动路径，以及是否存在干预点以阻断其进一步转移。
换言之，我们无法“撤销”盗用行为，但可以通过链上追踪锁定资产去向，识别“瓶颈点”（choke points），并在洗钱前冻结之。
特别是在中国债权人追索境外资产的语境下，当债务人将资金转化为USDT等稳定币并转移至新加坡或开曼托管时，这种路径分析往往揭示出与合规交易所的交汇点，从而开启外国法院的临时禁令（injunction）程序。
二、核心概念厘清
追踪、冻结与追回的界定
为避免概念混淆，以下精确定义追回链条中的关键环节，这些在跨境执行中尤为关键。
1.追踪（Trace）
识别盗用资金在钱包、区块链及服务间的流动路径，包括跨链桥接与DeFi协议。
2.冻结（Freeze）
阻断资产进一步转移，可通过技术手段（如智能合约暂停）或法律命令（如法院冻结令）实现。
3.追回（Recover）
将资金归还合法权利人，通过和解、执法扣押或赔偿机制完成。
这些环节并非纯技术操作，而是链上（on-chain）与链下（off-chain）协作的产物。
在中国债权人境外追索中，追踪往往需结合中国法院判决的外国承认程序，而冻结则依赖国际司法协助（如MLAT互助条约）。
三、冻结的可行性
多维干预路径
尽管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设计备受推崇，但加密生态中充斥集中式要素，为冻结提供了现实抓手。
以下是主要干预向量，尤其适用于债务人通过BVI公司将资产存入澳大利亚或加拿大托管的场景。
1.集中式瓶颈（Centralized Choke Points）
交易所、托管机构及场外交易（OTC）台往往掌控存款钱包。
若资产流入此类平台，且该平台遵守KYC/AML（客户尽职调查/反洗钱）标准并受特定司法管辖，则可通过监管指令或法院命令冻结。
譬如，新加坡金管局（MAS）对本地VASP（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管制，即为中国债权人提供了高效执行点。
2.代币级控制（Token-Level Controls）
诸多代币（如USDC稳定币或包装资产）内置冻结功能。
发行方可基于法医证据黑名单地址或暂停转账，这在跨境仲裁中可作为临时救济措施。
3.法院命令的智能合约干预（Court-Ordered Smart Contract Actions）
在标志性案例中，法院已下令开发者升级协议或分叉链条，以冻结资产，前提是存在行政密钥（admin keys）。
这虽罕见，但对涉及美国托管的资产而言，可通过纽约南区法院的禁令实现。
4.桥接与托管平台（Bridges & Custodial Platforms）
跨链桥依赖中心化验证者或多方计算（MPC）机制，这些“压力点”易于执法介入。
5.云钱包与SaaS托管工具（Cloud Wallets and SaaS Custody Tools）
即使标榜“自托管”的服务，若密钥备份于第三方界面，则可转化为执行杠杆。
这些路径并非万能，但在中国债权人追索中，通过《海牙选择地公约》或双边司法协定，可将中国仲裁裁决转化为外国冻结令。
四、结语
“加密资产不可追回”之说已成明日黄花。
诚然，难度取决于时机、资产类型与侵害者行为，但凭专业团队、工具与策略，追回指日可待。
在中国债权人境外追索浪潮中，此路径不仅重塑数字资产执行格局，更强化中国裁判的全球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