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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离婚案件财产分配:从两个案例看家庭资产全球追踪|全球追索一百案

Posted on 2025年9月11日

当前中国富裕家庭将资产配置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极为常见,但这也使得离婚财产分配变得异常复杂,往往不亚于一场跨国商业纠纷中的债务追索。

离婚双方可能通过各种手段隐藏或转移财产,导致一方难以获取完整的信息,从而影响公平分割。

查明境外资产成为关键一环,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工具,还可能借助商业调查手段。

本文将通过两个真实案例来探讨这一主题。

第一个案件是中国居民在美国法院发起的财产披露诉讼,另一个是新加坡法院审理的百万富翁隐藏资产案。

这些案例揭示了在巨额家庭财产分配中,利用外国司法协助和商业情报的必要性与有效性。

本文来自「全球追索一百案」,一起拆解全球追索100个真实案例。该系列由杜国栋律师团队发起并创作,聚焦于海外资产调查和境外诉讼与执行的典型案例,追索债务人隐匿在海外的资产。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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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案例一:王某诉华美银行与汇丰银行案——美国法院协助中国离婚财产披露
  • 2. 案例二:新加坡百万富翁隐藏资产案——商业调查发现配偶隐匿股份
  • 3. 结语:高净值离婚的战略考量与风险防控

1. 案例一:王某诉华美银行与汇丰银行案——美国法院协助中国离婚财产披露

2025年,一名中国居民王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法院提起了一项杂项民事诉讼,旨在要求两家美国金融机构披露相关账户信息,以支持其在中国进行的离婚诉讼。

这两家金融机构分别为华美银行(East West Bank)和美国汇丰银行(HSBC Bank USA National Association)。这也是中国移民在美国最常用的两家银行。

这一案件的本质是财产披露的跨境司法协助之诉。

王某作为原告申请人,希望通过美国法院的第三方传票机制,要求上述两家金融机构向其提供配偶名下的资产及相关细节信息,从而尽可能获取可能隐藏在美国的家庭资产,最终目的是配合中国国内的离婚诉讼。

根据法院档案记录,该案于2025年5月2日立案。最初的申请于5月7日提交,包括一份申请批准第三方传票的文件,附带备忘录、声明和拟议命令。

法院随后发出补缺通知,要求补充对利益相关方的通知和正确归档文件。5月12日,王某提交了利益相关方通知,并更正了文件分类。

案件被分配给地方法官和治安法官审理,性质为“其他法定诉讼”(Other Statutory Actions),且无需陪审团。

截止目前,2025年6月26日,该案的最新进展是王某提交了续期单方面申请,旨在修正之前的申请,附带备忘录和两份声明。

这一申请显示,王某坚持要求银行披露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涉及账户余额、交易记录或其他财务数据,以证明离婚中可能被隐藏的共同财产。

法院档案强调,这是一个民事杂项案件。这意味着本案仅处理强制要求第三方金融机构配合披露,而非直接审理离婚案件本身。

这样案件表明,对于拥有全球资产的中国家庭,单纯依赖中国国内法院的离婚诉讼往往不足以揭示家庭共同财产的全貌。

美国法典第1782条允许允许外国诉讼的当事人或相关方在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证据发现,包括向第三方发出传票。

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在美国之外进行一场诉讼(如中国的离婚诉讼),你可以请求美国法院协助这个中国诉讼,向第三方调取一些信息。

很多中国企业或个人在境外的商业往来和资金管理中,经常使用美国的金融服务,因此在美国启动这一诉讼,强制要求美国的金融机构向其提供信息,一种常见的跨境法律协助策略。

王某则将其灵活地运用于了对配偶隐匿金融资产的司法调查。

当王某正在中国启动离婚诉讼案件时,可以运用美国法院的这种机制查明境外资产的存在。因为此时中国内地法院无法查明这些境外资产。

因此,对于拥有海外资产的离婚当事人,及早启动外国司法协助可高效绕过直接跨境执行的障碍。

但是需注意,申请须证明披露的相关性和必要性,否则可能被驳回或引发隐私权异议。

2. 案例二:新加坡百万富翁隐藏资产案——商业调查发现配偶隐匿股份

在离婚财产隐藏中,单纯的法律程序有时不足以揭开真相,或者在缺乏初步线索无从下手。此时商业调查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加坡高等法院于2025年审理的一起离婚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名39岁的外国富豪在离婚中公然违抗法院命令,试图隐藏巨额资产,最终被前妻通过商业注册数据曝光,导致其付出惨重代价。

据《海峡时报》2025年8月31日报道,这位富豪声称自己仅拥有约1.2万新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的银行存款,自雇月薪仅7500新元,且自2020年起未报税。

他拒绝提供任何财务证明,将其商业资产估值申报为“零”,并以各种借口拖延披露。法院多次下令要求他提交资产细节,但他一再无视,试图“迫使法院无法公正裁决”。

然而,他的38岁前妻通过商业调查手段,获取了海外企业的注册数据,证明丈夫至少拥有一家价值1000万新元的股份。

该富豪无法提供反证,最终法院将这1000万新元纳入家庭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前妻获得约700万新元(占已知资产的69%),法官Mohamed Faizal称此案为“新加坡法院所见最厚颜无耻的资产隐藏企图之一”,并对丈夫的行为表示鄙视。

这个案例突显了商业调查在离婚中的价值:妻子并非依赖法院强制披露,而是主动利用公开商业数据库(如企业注册局或国际商业情报服务)来收集证据。

这不仅加速了进程,还避免了依赖对方配合的风险。在全球资产配置时代,类似开源情报系统或专业调查公司,能帮助追踪公司股权、银行记录和财产转移路径。即使对方在离婚中销毁文件,这些第三方数据往往能提供客观证明。

而且,一旦通过积极的商业调查获得更多信息,隐藏资产者可能面临更严厉后果,包括举证上的不利推定和财产分配时的劣势地位等。

3. 结语:高净值离婚的战略考量与风险防控

上述两个案例揭示了在全球资产时代,中国高净值家庭的离婚财产分割已演变为多辖区法律博弈。

王某案展示了利用美国证据开示程序和国际司法协助的跨境效率,而新加坡案则强调商业调查的补充作用。

在全球配置资产的家庭,可考虑在离婚初期即聘请跨国团队,结合司法协助(如美国第三方传票或欧盟证据规程)和全球资产调查手段(如财务追踪服务),以确保财产透明和公平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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