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30日下午，“不良资产处置的前沿探索与法治保障实务”研讨会由北京国际争议解决发展中心与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中国（北京）证券期货仲裁中心联合主办，并在北京国际争议解决发展中心顺利召开。
司法机关代表、仲裁界专家、国有 AMC 高管、境外资产调查机构负责人及国际第三方诉讼资助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跨境处置的成本控制、风险化解与法治保障展开深度对话。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不良资产跨境处置且落地经验领先的实务团队，我们（杜国栋律师团队）现场交流。
本文源自「不良资产处置海外清收」系列，由杜国栋律师团队创作，聚焦通过全球追索与执行债务人海外资产，深度拆解境内外协同处置路径与典型案例，助力金融机构、AMC、不良资产投资者及从业者攻克海外资产追索难点。
一、行业痛点凸显：跨境处置的成本与风险困局
研讨会上，来自某国有 AMC 的高管直言，当前境外不良资产处置正面临“三重壁垒”：法律体系差异导致的程序适配难、离岸架构复杂引发的资产定位难、前期投入巨大造成的成本回收难。
数据显示，欧美普通法辖区的跨境执行案件单案平均成本常达百万美元级别，不少中小债权人因“成本 – 收益失衡”被迫放弃追索。
境外资产调查机构代表进一步补充，债务人通过开曼群岛信托、BVI 公司等多层架构转移资产的现象愈发普遍，仅委托单一机构核查往往难以穿透，而跨国调查的协同性不足更会拉长处置周期。
诉讼资助机构也表示，中国债权人对“无追索权资助”模式的认知仍需深化，不少案件因前期证据准备不足错失资助机会。
这些痛点与我们团队近期处理的多起案件高度契合。
在某房地产开发商实控人资产追索项目中，我们团队曾面临债务人通过离岸公司隐匿股权的困境，最终通过跨境调查网络锁定核心资产，才为后续执行奠定基础。
而另一起澳大利亚房产执行案件中，正是借助第三方资助覆盖前期 70% 成本，才帮助债权人实现“零预付启动程序”。
二、资源协同破局：实务路径的多方探索
针对上述难题，与会嘉宾从各自领域提出解决方案，而这些方向恰与笔者团队的资源布局形成呼应。
在国有 AMC 协同层面，某五大国有 AMC 的法律部重点介绍了不良资产处置中对境外追索的需要与经验。
这与我们团队与国内AMC行业长期保持合作中了解的情况不谋而合。
对于境外资产调查，某国际调查机构的中国区负责人分享了“多法域协同核查”模式，通过整合香港、开曼群岛及欧洲本地调查资源，可在 45 天内完成离岸架构穿透与资产定位。
这与我们团队的全球调查网络形成互补，我们团队已与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 余家调查机构建立稳定合作，在涉及某股票质押回购业务的跨境追偿案件中，正是通过该网络快速锁定债务人在新加坡的隐匿账户，为冻结程序争取了关键时间。
在国际第三方诉讼资助领域，与会专家围绕“全风险资助”“收益权转让”等模式展开热议。
作为全国领先的国际诉讼资助顾问团队，我们团队曾协助多家企业寻求到了国际资助方案，涉及案件超过十余起。其中某 PE 机构在纽约的执行案件中，通过“第三方资助 + 风险代理”组合模式，实现前期零成本投入，最终回收超过10亿人民币资产。
结合实践经验，我们提出“三阶段尽调法”—— 即通过“法律可行性初判、资产价值复核、回款周期评估”三维度筛选案件，这一思路得到多家资助机构的认可。
三、法治保障升级：跨境处置的规范化方向
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资深仲裁员强调，跨境处置的核心保障在于“程序合规与司法协同”。
我们非常赞同该观点。根据我们的观察当前中国与 30 余个国家签署了判决执行互认双边条约，也有美国等十余个发达国家主动执行了中国判决，此外基于纽约公约，有170个国家可以执行中国判决。
但是，在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承认、资产冻结等环节仍需细化操作指引。
对此，我们结合团队参与的数十个境外执行案件经验提出，应建立“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跨境执行指引库”，涵盖不同法域的程序要求与时限节点。
当前不良资产跨境处置已进入“资源整合 + 专业赋能”的新阶段。
作为长期践行者，我们团队将持续深化与国有 AMC、境外调查机构及国际资助机构的协同，通过“数据共享、风险共担、价值共创”模式，为行业提供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未来，随着跨境法治保障的不断完善，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必将从“本土化处置”迈向“全球化协同”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