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竞争深化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纠纷、建设工程争议、境外财产追索等法律诉求日益增多。
然而，欧美、东南亚、非洲等主要市场的司法环境复杂，诉讼费用高昂（单案动则数千万人民币）、程序周期冗长（常达3-5年）、文化法律差异显著，令许多企业望而却步——既无法承受“打不赢官司”的直接损失，更怕“赢了官司拖垮企业”的隐性风险。
在此背景下，第三方诉讼资助（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TPLF）作为国际通行的风险共担工具，逐渐进入中国企业视野。但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国内第三方诉讼资助机构，国际机构更能破解中企海外维权的“三重困局”。
本文来自「第三方诉讼资助」系列，由杜国栋律师团队编辑，聚焦于海外诉讼资助基础知识与最新动态，作为与国际第三方资助行业在中国市场领先的顾问团队，为中国企业借助欧美第三方资助机构开展海外法律维权搭建桥梁。
一、海外维权之痛：成本、专业与资源的“三重壁垒”
中国企业在海外诉讼中面临的挑战，本质是“主场劣势”的集中体现。以投资仲裁为例，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数据显示，近五年涉及中资企业的案件中，超60%因“证据链构建成本过高”“境外律师协调低效”“资金链断裂被迫和解”等原因未达预期目标。具体而言：
1.成本门槛高
欧美国家诉讼律师费普遍按小时计费（资深律师小时费可达1000美元以上），加上专家证人、跨境取证、多法域程序协调等支出，单案总成本常突破5000万元人民币；
2.专业壁垒深：
不同法域的证据规则、庭审逻辑、法官偏好差异显著，例如东南亚部分国家混合法系下，对“商业惯例”的认定需深度本地经验；
3.资源整合难：
优质境外律所倾向于服务有长期合作的国际资助方，中企直接对接时易被视为“一次性客户”，难以获得顶级团队支持。
传统模式下，中企要么因资金不足放弃维权，要么“硬扛”境外诉讼却因资源错配导致胜诉率低迷。第三方诉讼资助的出现，本可通过“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模式破局，但国内与国际机构的差异，决定了二者服务效能的天壤之别。
二、国内机构的局限性：从“资源断层”到“资本弱势”
以国内头部第三方诉讼资助机构为例，尽管其在境内民商事诉讼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海外维权场景中，四大短板使其难以胜任“战略级伙伴”角色：
1. 境外律师网络：浅层合作 vs 深度绑定
国际第三方诉讼资助机构（如美国的Burford、英国的Harbour Litigation Funding）往往深耕全球法律市场数十年，与英美顶尖律所（如Clifford Chance、Freshfields）、区域头部所（如东南亚的RHT Law、非洲的Bowman Gilfillan）建立了“独家分成”“优先推荐”的深度合作机制。
这些机构不仅熟悉各律所的优势领域（如Burford在能源投资仲裁领域固定合作20余家专攻ICSID案件的律所），更通过参与律所内部培训、联合案例复盘等方式，掌握了一套“律师能力评估-案件匹配-过程管控”的成熟体系。
反观国内诉讼资助机构，其与境外律所的合作多停留在“项目制委托”层面。某曾与中企合作的国际律所合伙人坦言：“国内资助方要求我们‘报低价’‘赶进度’，但对当地司法潜规则缺乏理解，常因证据提交格式不符、听证程序准备不足导致被动。”这种浅层合作下，中企难以触达真正具备跨法域经验的“顶级战队”。
2. 资金实力：个案容量 vs 长周期作战
海外重大诉讼的资金需求呈“金字塔”结构：前期尽调（500-1000万元）、跨境取证（2000-5000万元）、多轮庭审（单轮可超3000万元）、上诉程序（与前阶段相当）。
国际机构管理的基金规模普遍在50-200亿美元（如Burford管理规模超150亿美元），可覆盖“全周期风险”；而国内机构单只基金规模多在数亿元人民币，且受国内监管限制（如不得承诺固定回报），难以支撑单案超5000万元的长期支出。
2021年某中企在东南亚某国的工程合同纠纷中，因后续资金不足，最终企业被迫接受30%损失的和解方案。此类教训折射出国内机构在“长周期、高投入”海外诉讼中的资金韧性缺陷。
3. 资本背书：本土属性 vs 国际信用
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背后的资本背景往往影响对手方的策略选择。
国际资助方的资本多来自欧美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其“无政治关联”“市场化运作”的标签，能降低对方“以‘国家干预’为由施压法官”的动机。
例如，在某中企与欧洲企业的专利侵权案中，被告最初以“中国企业受政府支持”为由拖延诉讼，但在得知资助方为美国老牌基金后，态度迅速软化，最终选择和解。
国内资本的“本土属性”则可能被对手利用。某涉非投资仲裁案中，外方律师团队多次暗示“中方资助方受政策影响可能中途退出”，导致仲裁庭对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更加审慎，间接延长了审理周期。
4. 竞合关系：天然对手 vs 同业协同
国内机构若试图通过与欧美机构合作弥补短板，常陷入“竞争大于协同”的困境。欧美机构视国内同行为“潜在竞争者”——尤其在亚太市场，双方均试图抢占中企客户资源。
因此，欧美机构在与国内机构合作时，往往仅开放次优资源：分配经验较浅的律师团队、限制资金杠杆比例、要求更高的收益分成（常超30%，而与国际机构合作仅需20%）。
某国内机构负责人曾透露：“我们与某英国资助方谈合作，对方明确表示‘不会把核心环节交给我们参与’，只愿提供‘边角料’资源。”这种基于竞争的戒心，最终让中企难以获得最优支持。
三、选择国际机构的战略价值：从“工具依赖”到“生态赋能”
国际第三方诉讼资助机构的优势，本质上是“全球法律资源网络+市场化资本信用+专业风险管控能力”的综合体现。对中企而言，其价值不仅是“解决钱的问题”，更是“接入全球顶级法律生态”：
1.降低试错成本
通过资助方的“预筛选机制”（仅资助胜诉率超60%的案件），中企可避免盲目启动高风险诉讼；
2.提升胜诉概率
借助资助方的律师网络与案例数据库，精准匹配“熟悉中资企业诉求+精通当地司法”的律师团队；
3.对冲政治风险
欧美资本的“中立性”标签，可削弱对手利用“地缘政治”干扰司法的企图。
当然，这并非否定国内机构的价值——在国内诉讼、跨境商事调解等领域，国内资助方凭借本土资源优势仍不可替代。但在海外维权这一“客场作战”场景中，国际机构的“全球基因”才是中企最需要的“破局钥匙”。
四、结语：以开放心态拥抱全球法律工具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每一步，都需要配套的全球化专业服务。第三方诉讼资助的本质，是让企业“用别人的钱，打自己的官司”，但选对“别人”至关重要。
国际第三方诉讼资助机构不仅是资金提供者，更是连接全球法律资源的桥梁。唯有主动融入这一国际生态，中企才能在海外维权中化被动为主动，真正实现“走出去”与“走得稳”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