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境电信诈骗、投融资欺诈日益猖獗的当下，赃款的转移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大量诈骗分子在完成资金洗白后，通过交易所换汇、链上转账等手段，将涉案资金转化为加密资产，借助区块链的匿名性、跨境无壁垒与多层跳转特性隐匿非法所得，大幅抬高受害人的追踪与追偿难度。传统银行账户冻结、资金溯源手段，在链上资产流转场景中往往失灵。
在这一背景下，香港司法体系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加密资产处置与追索规则——明确加密资产的财产属性，并配套完整的禁令与信息披露机制，成为债权人追索加密赃款、穿透链上匿名主体的核心司法渠道。本文系统梳理这条路径的定性与实操要点。
全球资产追索评论：本文来自「全球资产追索评论」系列文章，由杜国栋律师团队创作，聚焦于海外资产调查和境外诉讼与执行，有效应对债务人海外资产转移的难题。
一、司法定性：加密资产是”可追索的财产”吗
过往跨境追偿的一大争议，是加密资产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可确权、可执行的财产。这一核心问题，已被香港终审法院及原讼法庭判例彻底厘清。
在2023年Re Gatecoin [2023] HKCFI 914这一标杆性案件中，香港法院明确认定：加密资产具备完整的财产属性，属于可设立信托、可确权、可司法处置的无形财产。该裁判标准与英国普通法的司法立场保持一致。
这一定性的意义在于：它彻底扫除了加密资产追偿的法理障碍。受害人自此可以针对诈骗分子持有的加密代币、链上资产，依法主张专有权益、申请司法冻结与强制执行——为全链路追索奠定基础。
二、双禁令并行：精准冻结涉案链上资产
香港法院允许针对加密资产同时适用权属禁令与马瑞瓦资产冻结禁令（Mareva Injunction），为受害人提供双重资产保全保障，有效防止诈骗分子在诉讼期间转移、销毁链上赃款。
这一实操规则已在多起经典判例中落地：2019年Nico Constantijn Antonius Samara v Stive Jean-Paul Dan [2019] HKCFI 2718、2021年Yan Yu Ying v Leung Wing Hei [2021] HKCFI 3160，均成功支持原告针对加密资产申请禁令冻结，确认该类保全措施完全适配区块链资产追索场景。
但实务中存在一条关键边界，必须严格把握：法院明确，禁令的适用对象仅限于诈骗分子个人专属加密钱包与涉案账户，严禁直接针对加密交易所的通用聚合钱包申请冻结。
原因在于，交易所聚合钱包归集了大量用户的资产，笼统冻结将损害善意第三方的权益，此类申请在司法实践中会被直接驳回。因此，债权人必须精准锁定诈骗分子的个人链上账户，定向申请禁令保全，才能顺利实现资产冻结效果。
三、NPO披露命令：穿透匿名主体、固定完整证据链
面对区块链地址匿名、交易主体难以溯源的难题，香港司法体系提供的核心破局工具，是Norwich Pharmacal Order,（NPO）。
受害人可向香港法院，针对在当地经营的加密交易所申请NPO，强制要求交易所披露涉案账户的全部交易信息，涵盖：加密资产的链上流转源头、最终去向、账户实名信息、钱包运营商IP地址等核心溯源数据。
这类披露信息具有双重价值：既能固定诈骗分子的欺诈、洗钱证据，也能精准锁定资产流向，为后续的权属追索与侵权索赔提供支撑。
更关键的是，该披露机制的适用范围不受交易所注册地限制——即便加密交易所在境外注册、仅在香港开展业务，香港法院仍可依法作出NPO裁定，强制其配合信息披露。
实务中已有大量成功案例：通过同步申请银行信托命令与NPO命令，完整穿透”传统资金转账”与”加密资产链上流转”的双层链路，实现全链条溯源追责。
四、新型平台司法突破：DAO平台资产与信息披露新规
随着去中心化金融模式普及，诈骗赃款开始向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平台流转，追索难度进一步上升。
香港司法及时跟进行业变化，正在打破去中心化平台的信息壁垒。在2024年Mantra Dao Inc. and Another v John Patrick Mullin and Others [2024] HKCFI 2099一案中，法院首次明确支持针对加密行业DAO平台申请财务账目与交易资料披露，将NPO披露机制从中心化交易所延伸至去中心化平台，填补了新型加密资产追索的空白。
对受害人而言，这意味着追索工具已不再局限于中心化渠道，即使赃款转入去中心化架构，仍有司法通道可供穿透。
五、实务总结：加密资产跨境追偿的完整维权逻辑
依托香港成熟的司法规则，受害人针对加密资产赃款的追索，已形成一条标准化路径：
第一步，以Re Gatecoin判例为基础，确立涉案加密资产的合法权属；
第二步，精准针对诈骗分子个人加密钱包申请禁令冻结，锁定涉案资产，防止转移与销毁；
第三步，通过NPO命令，强制交易所及去中心化平台披露交易数据，穿透匿名链上主体，完整还原资金流转链路。
这套”确权—冻结—披露”的组合打法，有效破解了加密资产隐匿性强、溯源难、执行难的痛点，大幅提升了新型跨境诈骗案件的追偿成功率。
六、结语
加密资产的兴起，既给跨境资金流动带来便利，也为诈骗赃款的隐匿提供了新的通道。但香港司法体系的实践表明：匿名不等于无迹可寻，去中心化也不等于法外之地。
对中国受害人及债权人而言，善用香港的禁令与披露机制，是穿透链上匿名主体、追回加密赃款的关键所在。而能否精准把握禁令适用边界、正确选择披露对象，则直接决定追索的成败。专业研判与程序合规，缺一不可。